当代文学: 走出去,还要走进去

当代文学难掀海外图书市场波澜

当代文学: 走出去,还要走进去

  少数作品走红未能形成规模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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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两国领导人谈到了中印两国互相翻译出版对方25部经典作品的协议。将要被翻译到印度的25部书中,23部为文学作品,包含了古代、现代和当代的中国文学,侧重点在当代文学,入选作品有10部,这10部除了舒婷的诗,其余均为长篇小说,包括莫言的《生死疲劳》、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贾平凹的《秦腔》、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阿来的《尘埃落定》等。

  谈起麦家海外走红的原因,“运气”,成了很多新闻报道、专家学者口中的关键词——几乎所有出版人、文学研究者都对此大呼意外,连麦家本人也连称“碰上了”。 

《今日中国文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节奏的加快,无论是在国家领导人的出访活动中,还是在中外作家之间、作家与翻译家之间、作家与文学经纪人之间,都逐渐呈现出中外文学交流的良性互动格局。

  其实,这种反应并不奇怪。近些年,中国当代文学中能够在海外取得成功的作品屈指可数。大部分作家的作品似乎只能在国外汉学界的小圈子里兜兜转转,难以在大众图书市场掀起波澜。除了2012年莫言因获诺奖而名噪一时外,近几年能够真正在欧美市场走红的,就只有2005年创下当时海外版权交易记录的《狼图腾》等极少数作品。 

姚建彬供图

  中外作家在面对面互动中增进了解

  显然,上述几位作家、几部作品的走红,更像是零敲碎打,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首先需要好的译者

  近年来,中国作家与域外作家之间的交流日渐活跃,大家就像走亲戚一样,你家到我家,我家到你家,中外文学交流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莫言的获奖极大提振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信心,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莫言自己,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影响力似乎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增长。而另一方面,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文学研究者,都对当代文学走出去期望很高。“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但实际效果与预期和投入还是存在较大落差。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困惑,中国当代文学“出海”不畅,问题到底出在哪?

●选择好的出版社非常重要

  2009年,在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第一次受邀担任主宾国,中国作协派出了由铁凝、莫言、余华、苏童、毕飞宇等100余位作家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展开了包括“中国当代小说在德国”、“德语小说在当代中国”等演讲、对话、论坛、朗诵会。2012年,在第42届伦敦国际书展上,中国担任主宾国,中国作协组织30多位中国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前往助阵。

  析

●学者的努力、批评界的引荐是当代文学走进世界的关键

  此外,国内外大学、文学团体和研究机构之间所展开的中外作家之间的互访、交流等等,也日显活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自2012年11月成立以来,主办了多场高端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外文学互动格局的形成。埃及著名女作家纳娃勒·赛阿达维在来访中说:“你们谈到的恰恰是我想要表达的。在中国、在这里,我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家存在。”

  中文图书出版处于弱势地位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在域外相继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纽曼华语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等文学大奖,也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分量,激发了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兴趣,是中外文学交流、对话形成良性格局的最好明证。尽管作家不是为了在国外获奖而写作,然而他们的创作成就,他们作品的艺术魅力,他们书写人类共通主题的本领,是可以联通世界的。

  海外推广项目缺少评估机制

去年8月,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等发布的《2018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大陆共有520家出版社的24757种2017年版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收藏系统。相比于其他门类的中文图书,当代文学作品具有更高的受欢迎程度。

  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学交流活动,域外作家、读者、翻译家、评论家、汉学家乃至出版商,可以面对面地与中国作家交流、沟通与对话,在零距离的互动中增进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认识。中外作家的良性互动,不仅可以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有效渠道和宝贵契机,而且可以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营造富有品位的接受氛围。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隔阂是国内出版社在参与国际版权交易、进行国际图书市场推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第一关”。

截至去年8月,贾平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等30多个语种,意大利语版《带灯》获得克拉里丝·阿皮亚尼(Claris Appiani)翻译大奖。麦家的作品在2014年以后横扫欧美市场,单是《解密》就卖出了34种版权。苏州大学教授季进说,“我把麦家在海外的成功称为‘麦家现象’,其中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总结。”

翻译是文学海外传播的瓶颈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但又很难回避。”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经理陈建军坦言,很多好作品蕴含的民族特色,外国读者既很难理解,也不感兴趣。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江凯表示,根据翻译作品数量和研究数量两者或者其中之一超过5篇的标准,莫言、苏童等关注度高,刘慈欣、麦家的作品较受欢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姚建彬认为:“目前,莫言、余华、残雪等人在海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人物。”

  与我们本土极为活跃的文学创作、极为丰富的文学作品相比,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总体上并不尽如人意。文学认知的差异、审美好尚的分野、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制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因素,翻译或许是制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最大瓶颈之一。

  要让中国好的文学作品打破文化的隔阂,赢得海外读者的青睐,必须先将中国文学作品推向国际图书市场。陈建军透露,他们在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的过程中,常常感到对同一部作品存在理解上的巨大差异。

除了在国内享有盛誉的实力派作家,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也被翻译至海外,受到海外读者关注。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域外世界了解中国的兴趣日益浓厚,对中国的了解也愈加广泛和深入,域外的翻译家已经与中国作家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局面。他们可以通过中外文学交流活动,或者私人交往的方式,与他们有意翻译的中国作家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沟通与交流。

  这种差异源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地图上的边缘地位。“在国际图书的版权交易市场上,中文图书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外国出版社并不重视中文图书,更不会积极地评估和研究。”在国际图书市场闯荡多年的麦家作品英文版权代理人谭光磊总结道。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虽然在不断加强,但仍存在“逆差”。从数据上看,《201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当年全国出版物进出口经营单位文学、艺术类出版物进口量为265.11万册,出口量为198.92万册,进出口比为1.33:1。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文学开放、包容、主动拥抱世界的姿态,积极引进外国作品,产生巨大的输入量;另一方面则与当代文学翻译质量、版权代理、传播渠道以及读者习惯息息相关。

  “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已经将莫言的11部作品翻译成了英语,评论界将其视为把莫言介绍给世界的重要功臣。葛浩文公开称赞莫言对译者很体贴:“他很清楚汉语和英语之间是不可能逐字逐句对应的,他会很体贴地解释作品中的一些晦涩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他明白翻译是对原文的补充而非替代。”莫言对葛浩文的翻译水准充分信任,总是十分放心地把自己的作品交给他。

  翻译是打破文化隔阂、沟通中西交流的桥梁。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葛浩文、陈安娜、蓝诗玲等寥寥数人,目前既被中国作家信任又能够得到西方读者认可的翻译家少之又少,这无疑成为了制约当代文学出海的又一瓶颈。

中国当代文学在“走出去”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在走出去的同时,真正“走进去”是摆在作家、出版界和翻译界面前的新课题。

  同样,葛浩文与贾平凹、刘震云、李锐、姜戎、苏童和毕飞宇等其他中国当代作家也保持着顺畅的沟通。这种良好的互动格局,要做到“疑义相与析”,甚至要彼此成为诤友,在目的语和源语的审美习惯、价值观念之间实现平衡。在葛浩文着手翻译刘震云的《手机》之前,就注意到:小说场景始于30年前,然后闪回到现代,接着又回到30年前。葛浩文坦率地对刘震云说:“如果照这种顺序翻译,看过40页后,美国读者就会说‘真没劲’,然后把它扔到一边。”他建议作家把开场设在现代,然后再展开回忆。这个建议得到了作者的同意。这一改变,提高了《手机》英译本的销量。

  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刘乔看来,翻译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在海外营销成功后才会涉及全书翻译,而且整本书的翻译由海外出版社‘钦定’译者。对于国内出版社来说,海外营销才真正是横在面前的一道坎。”刘乔说。

有意识培养优秀翻译人才

  除了个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国家也在行动。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共同实施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2011年至2014年中国作协连续主办三届“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还有“首届中外出版翻译恳谈会”、“世界汉学大会”、“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等诸多活动,在客观上也向海外的汉学家、翻译家传递了十分积极的信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确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文化战略。这对于营造中国文学与海外文学沟通的良好氛围,激发海外翻译家翻译中国文学的热情,具有极为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做好海外营销,人才是关键。考虑到文化的巨大差异,拥有国际视野、外语优势的版权运营人才扮演着“关键先生”的角色,成为各出版社炙手可热的红人。

近年来,中国科幻小说不仅风靡世界各国,更得到专业人士的肯定,屡屡获奖。刘慈欣的《三体》、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先后斩获“雨果奖”。不仅普通读者,扎克伯格、奥巴马等人也是《三体》的粉丝。季进认为,成功的翻译是这部作品在海外广受好评的原因,“《三体》的成功特别得益于它的译者刘宇昆把小说翻译成了一个非常地道的英文科幻小说。”

  但总体而言,海外世界依旧严重缺乏翻译汉语文学作品的专门人才,即便是有翻译中国文学经验的汉学家,也并不一定能够准确把握中国文学的特质,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规律的了解也很难切近本真。此外,海外的翻译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要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而不大乐意接受被指派的任务。所以,我们在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时,也要多抱一点平常心,不必那么急切地要争着抢着走出去。我们不仅要给作家与翻译家留更多沟通、交流的时间,而且要给世界更多的时间。对中国文学而言,首要的是创作出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不辜负我们伟大民族和悠久文明传统的文学作品。没有扎实的内功,没有中国本土文学的做大做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其他问题都是空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们目前在海外版权输出上能取得一些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有一位很优秀的版权经理,他曾经长期生活工作在国外,从事过外交工作。但这种人才我们太缺了。”陈建军说。重庆出版集团从2004年左右就开始尝试进入国际版权市场并参与推出了“重述神话”系列书系,反响不错。

翻译是当代文学走向海外的第一个环节,美国翻译家顾爱玲认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首先需要好的译者。”

  经纪人助力作家作品海外传播

  解

目前,优秀译者和译作还有待增加。刘江凯认为,翻译过程中,中国文化元素流失和被改写的问题值得重视。一些译者为了迎合西方审美,存在“曲解”故事的情况。除此之外,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翻译不算作学术成果也导致一些专家学者对文学翻译的积极性不高。

  作家身边出现经纪人,是非常晚近的事情。2013年2月15日,莫言在自己的微博上发文,授权女儿管笑笑出任其经纪人,使文学界对于作家经纪人这个话题表现出了较以往更加浓厚的兴趣。但国内大部分当红的或大牌的作家,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纪人。对大多数作家来说,让他们把自己的作品交给经纪人,无异于直接交给市场来检验。在他们看来,文学的价值不能由市场和利润来决定,他们更看重的是由专家所构成的文学批评体系对其文学价值的评判。另外中国作家的版税收入普遍不高,让他们难以雇佣经纪人。再有我国的出版市场发育尚不够充分,文学作品出版领域还缺乏成熟而专业的经纪人。也正是由于专业经纪人的缺位,才使得中国作家潜在的市场号召力及其作品的附加值没有得到有效挖掘,这反过来也影响了作家收入的增加,他们自然也就请不起专业的经纪人了。

  加大汉学家、版权营销人才培养力度

“当代文学的丰富性有时超出了西方读者所能理解和想象的范畴。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选择有局限性。在技术性层面,如何把语言、文化的转换完美融合起来,也极具挑战性。”季进说。

  以往,中国作家在处理自己的海外版权过程中,受骗上当、遭遇霸王条款的情况并非个例。

  丰富宣传推广路径,不拘一格选好书

某种程度上说,优秀翻译人才队伍的培养,决定了未来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能够走多远。“海外真正能够深切理解中国文化,熟悉当代文学的译者还很不够。现在从事当代文学翻译的译者,相当一部分是海外的汉学家,比如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罗鹏(Carlos Rojas)、白睿文(Michael Berry)等,这些人其实都是横跨学术和翻译两个领域,我觉得由他们来做翻译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季进说。

  麦家的小说《解密》在2014年的海外图书市场所刮起的“麦旋风”,就与其经纪人的成功运作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版权经纪人谭光磊对麦家小说的文学特质的敏锐判断,如果没有他锲而不舍地坚持和拼命三郎式的专业推介,“麦家年”或许很难以我们已经看到的方式出现。最近几年来,谭光磊在助推华语文学走向世界方面可谓成绩斐然,迟子建、吴明益、张翎等多位华语作家也是由他经纪而卖出了多国版权。

  在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发力的方式。业内人士介绍,近年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当代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政府项目持续发力,将一大批优秀中国图书推广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覆盖五六十个语种,并引导国内出版由“推着走出去”发展到“争着走出去”。这些项目一开始采取赠送版权的方式,但国内赠送的未必是国外想要的,效果不理想;后来尝试支持版权交易,国外出版社看中某本书,与国内出版社达成出版协议,这时政府再给资助,市场化运作提升了推广效果。

一些线上翻译平台的建立和海外翻译家团队的组建,预示了未来当代文学翻译的新模式。

  迄今已有近30个国家购买了阿来《尘埃落定》一书的版权,所有洽谈和签约事宜也完全是由经纪人来运作的。阿来表示:“对于作家来说,应付商业其实比较困难,所以经纪人可以帮到一些,这样便于让作家去安心专注于文学创作。”

  同时,这位业内人士观察发现,政府和出版机构的“走出去”项目大多缺少系统性的评估机制,“只是以书出来了没有作为考察效果,但在海外卖了多少本,反响怎么样,没有纳入统计”。

美国青年艾瑞克·阿布汉森从事中国文学翻译已经十多年了。2007年,他与朋友一起创立了“纸托邦”(Paper Republic)。这是一个中国文学英译者的“线上联盟”,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译者,力图通过高质量的译本将优秀的中国作品通过互联网介绍到英语世界,吸引外国读者与版权经纪人的注意。

  与此同时,国外的版权代理人正在积极发掘中国市场,2014年8月,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首届中外出版翻译恳谈会”上,就出现了前来中国主动寻找代理机会的国外出版机构及其经纪人。

  在陈建军看来,政府还可以将推广支持工作做得更多,比如建立包含书店销量、媒体报道、学者评价等要素的工作评估机制,以更丰富的方式开展海外推广活动等。

除了翻译苏童、毕飞宇、王小波等成名作家外,他们也向海外译介了阿乙、盛可以、徐则臣等青年作家。“纸托邦”还与《人民文学》杂志合作策划出版英文杂志Pathlight。2015年开始的“纸托邦短读”项目由译者、编辑、译者志愿共同参与,一年间共翻译了53篇中国短篇小说,在纸托邦英文网站上供海外读者免费阅读。

  “麦旋风”出现以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面对中国的海外传播时,将会有更多的作家选择与文学经纪人合作,作家与文学经纪人之间的良好互动格局也有望逐步提升。

  鉴于市场上国际版权运营人才的严重匮乏,安徽出版集团、重庆出版集团等都在尝试内部培养相关人才,每年选派“苗子”驻外学习,但效果如何,仍需长期观察。而对于沟通中西、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牵线搭桥的汉学家的培养,则更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如麦家所说,马悦然、葛浩文等老一代在国际上颇具声望的汉学家已经日渐老去,年轻汉学家培养尚需时日,要多些耐心。

国内正凝聚一批了解中国文化的海外翻译家,他们既能找准海外读者的兴趣点,又能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转换,消弭不同语种、文化、审美上的差异,使得中国作品在全新接受语境中焕发生命力。

  除了上述互动格局外,我们也期待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研究界、出版界等方面也出现中外良性互动的格局,从而形成助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合力,在彰显我们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同时,为丰富并发展世界文学,作出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在从事国际出版咨询业务多年的李程看来,文学“出海”犹如大厨做菜,提供新鲜新奇菜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适应“食客”的口味,有的放矢。电影《失恋33天》被作为国礼赠送给阿根廷,《狼图腾》《山楂树之恋》等优秀通俗文学作品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就是典型案例。由此可见,能够在国外掀起波澜,引起较高关注的,并不一定非得是严肃的纯文学作品。有专家认为,文学“出海”不能只盯着纯文学,相关部门应加大对通俗文学走出去的扶持力度,实现两条腿走路。

“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以外语为母语的译者,因为在当代文学的翻译过程当中,比起我们这些非母语译者,他们更能够体会外语语言背后微妙的文化性内涵,也更能够适应国外的文化和市场环境。”季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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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海外翻译家也期望得到更多支持,“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项目很多,我希望能向优秀译者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方面的支持来创造更好的译文。”顾爱玲说。

  多次参加书展和海外交流活动后,刘乔发现海外读者对城市化题材、聚焦人物命运的作品更感兴趣,他们不欢迎过长的篇幅,也受不了通篇煽情的文字。

打磨版权经纪和图书发行渠道

  对于那些有志于走出去的出版社来说,版权运作方式的商业化、国际化是急需加强的。刘乔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驻法国的欧洲版权代理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启动人文社中国作家版权在欧洲大陆的独家代理销售机制。“这种做法符合国际市场规律和各国市场特点,大大促进了人文社在欧洲版权输出的推广力度和文化渗透深度。”刘乔说。

版权经纪人制度在国外历史很长,经纪人替作家打理出版和版权事务,把他们介绍给外国出版社和读者。优秀的版权经纪人需要熟悉对象国市场行情与读者兴趣,通过敏锐的眼光有的放矢地推荐作品。目前,我国不少出版社正在尝试建立版权经纪人制度,一些作家的版权代理意识也在加强,将自己的作品的海外出版交给版权经纪人打理。

  而重庆出版集团则尝试了另外一条路子。他们不满足于简单的出售作品版权,而是希望能深度参与到国际图书市场的出版业务中,与国外出版社一同策划,推出既具中国特色,又能契合国际图书市场运作规律的文学作品。

版权经纪人谭光磊通过巡回宣传,参加国际书展,为作品写详细的审读报告、分章大纲,准备各种语言的样稿,使麦家的《解密》在海外大获成功。“像莫言、苏童、余华、阎连科、麦家、毕飞宇等海外传播做得比较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经纪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应该更多地依靠这些文学经纪人。”季进说。

 

在拓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渠道中,版权经纪人制度的作用不言而喻。“不同国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情况千差万别,除了以我为主,向外国推荐作品外,版权经纪人更熟悉具体情况,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翻译、出版、发行、传播情况因地制宜制定版权输出方案”。姚建彬说。

  《 人民日报 》

刘江凯说:“我认识的一位版权代理人在荷兰莱顿大学获文学博士后定居荷兰后从事图书版权代理。我对这类在中国长大、接受过专业中文训练,又在国外学习定居,从事版权代理的人非常期待。”

版权输出后,图书能否进入海外主流发行渠道同样关键。刘江凯认为:“当代文学的译作进入外国大众书店的整体情况不太乐观,我们的很多译书并没有进入国外的主流图书连锁销售渠道。”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艾瑞克·阿布汉森等人认为,在一些美国书店,中国文学作品基本就是一两个书架那么多。

选择一家好的出版社对图书能否进入主流文化市场非常重要。季进认为,麦家作品的英国版一开始就列入了企鹅经典丛书,西语版由行星出版社出版,美国版由FSG出版社出版,这些出版社在所在国家具有很大影响力。出版社强大的发行渠道是当代文学“走进”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在美国共同创办的英文期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旨在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推介当代中国文学和优秀作家作品。在与美国劳特里奇公司合作后,借助该公司强大的发行渠道,每期销量大大提高,达到3000册左右,并开通了多媒体终端阅读。

出版界采用细分模式,推动版权输出多元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家版权输出模式,可因地制宜细分为多种。如以影视带动国际版权的“山楂树模式”,带作家到海外宣传的“作家走出去”模式,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互译”模式,“作家经纪”模式等。

苏童的作品是影视带动文学传播的一个案例,不少外国读者是先看了张艺谋的电影,进而对苏童的小说产生兴趣的。在亚马逊网站《大红灯笼高高挂》英文版销售页面,美国读者弗兰克评论说:“我读这本书里第一部小说《妻妾成群》的目的是和电影进行对比。”里奇评论说:“我很喜欢《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渴望去看看赋予这部影片灵感的原著。”

学术研究成果翻译推介同等重要

学者的努力,批评界的引荐是当代文学走进世界的关键。除了重视文学作品本身的翻译外,文学研究著作的翻译推广也很重要。姚建彬认为,“进入学术视野、有专业书评人的评论、进入大学课堂是判断一部作品海外影响力的因素”,而这些都离不开学者的努力。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贾伊宁认为,“以我自己学习印度文学的经验来看,一本优秀的文学史教材或学术著作是我了解印度文学的指路明灯,里面重点介绍的作品都会找来看一下。如果外国大学的亚非系、东亚系的学生也能阅读到反映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学术著作,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的了解一定会更充分。而这些学生将来恰恰有望成为批评界、翻译界或者版权交易方面的生力军。”

建立有效的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情况的评价体系正在成为一些学者努力的方向。刘江凯认为,了解当代文学海外接受的实际情况可以通过是否有翻译传播、是否多语种翻译传播、是否有一定重译率、是否有一定研究数量、是否有权威研究、是否是文学角度的研究、翻译和研究是否有持续性、研究或者接受意见是否具有广泛性等8个方面进行考量。反馈制度为当代文学走进世界提供了参考依据。

张鹏禹

张鹏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