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戏曲研究的新变与回望

全国300多种地方戏曲已经减少到260多种,活跃在舞台上的可能不到100种。这是在第二届中国越剧艺术节越剧发展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屡屡提到的一组数据。

春节期间,母亲从山东老家来杭州,心心念念想看一出原汁原味的越剧现场演出,恰好浙江小百花剧团演出贺岁剧《陆游与唐琬》,我就要了票陪她去看。进场听了一会儿,她疑惑地问:“这唱的是越剧吗?”我点点头。她又继续看下去,走出剧场的时候,她问:“什么时候才演《梁祝》、《红楼梦》啊?”我告诉她,现在越剧团都在忙着创新,你说的这些老古董早已不演了。

问:中国越剧将会如何发展?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陆西秦戏与台湾北管的比较研究”(编号:12CZW051)的阶段性成果。

尽管这是一个估算的数字,但足以说明戏曲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困境。

越剧是全国地方戏曲中日子过得最好的,因为还有政府扶植和市场支持,而其他剧种的现状就不容乐观了。据上个世纪60年代统计,中国地方戏有382个剧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变迁,现在所剩不到一半。戏曲大省陕西省曾有52个剧种,目前只剩下28个,河南省曾有65个剧种,现在也仅剩30多个剧种。

韦德国际 1

中国戏曲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是在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其重要标志就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及相关著作的出版,并因此确立了相关研究的基本格局和框架。此后,这一学科的研究队伍从小到大,学术建构体系日见完备,分工更日见细致。百年来,经王国维、吴梅、齐如山、郑振铎、冯沅君、周贻白、任中敏、孙楷第、钱南扬、赵景深、卢前、王季思、董每戡、张庚等一大批学术前辈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后人留下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

发源于农业文明的中国戏曲,能否顺应城市化的挑战?戏曲界专家认为,戏曲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之根,顺势而为的创新才能薪火相传。

以往的戏剧研究者往往把地方戏曲衰落的原因归结为电视等新媒体的冲击,这个解释确实很方便,但是并不能完全经得起推敲。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电影的普及并没有消灭戏曲,相反却把许多优秀的地方戏通过银幕展示在全国观众面前,豫剧《朝阳沟》、评剧《花为媒》、河北梆子《宝莲灯》、吕剧《李二嫂改嫁》、黄梅戏《女驸马》等就是那个时候风靡全国的。新媒介并不是戏曲艺术的终结者,相反还是其促进者,真正促成地方戏曲兴衰的还是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

恕我直言,前景不妙。自小喜欢看越剧沪剧京剧等各类戏剧。记得那时有许多剧场,离本人家不远最多步行30分钟就有三个剧场,票价很便宣,前排票价5毛,中排4毛,后排3毛,还有上午学生场便宜一半,经常去看戏。现在都拆了盖成民房和商场,周围剧场一个也没了。要看戏,就得去大剧院,价格高的吓人,且距离太远,出行不便。

一转眼,新世纪迄今已经十年有余,中国戏曲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许多令人喜闻乐见的新气象和新变化。当然,传统的戏曲文献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热点研究领域——戏曲文物学的研究以及包括傩戏、目连戏等与宗教、仪式关系密切的前戏剧形态的研究等领域,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新世纪以来戏曲研究领域最大的变化,是戏曲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域关照下,所带来的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和更新。伴随着十多年来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情的高涨,兼及发展地方旅游经济的GDP压力,戏曲研究有扩大化和泛化的趋势,转而成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一部分。

很多专家提到,越剧的发展历史令人深思。越剧能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从浙江嵊县的“的笃班”“小歌班”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剧种,就是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寻找到了它的忠实拥趸,顺应了市民文化。

戏曲艺术的勃兴离不开市场和观众。以越剧为例,这种起源于绍兴嵊县的地方戏,之所以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是因为在上海找到了大市场。而上海以纺纱女工为主体的观众群,决定了越剧的审美取向必然是女性视角、浪漫婉约。有一种说法,在上个世纪上海滩的大户人家允许子女听京剧,但禁止他们听越剧,怕的是被那些才子佳人故事给感染。

失去了群众基础,一句戏言,越剧与其它剧种一样,想发展,没戏。

然而,对新世纪中国戏曲研究的新变与进展情况,人们也并非猛然觉悟。正如傅谨先生在《中国戏剧的世纪性转折》一文中所说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戏剧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尚未得到人们足够重视,甚至连这个变化的出现也还没有为多数人察觉。”①因此,完全有必要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戏曲研究的新变情况作些总结和回望。

上海戏剧学院原院长荣广钧教授表示,城市文化崇尚独特性和多样性,越剧有独特的美,它以女子越剧为代表的柔美风格,在中国众多地方戏曲里独一无二,且流派纷呈,这是它当时能在上海立足的原因。“都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艺术要在城市中交融立足,求变求新是永远的抉择。能较好地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终极原因是和都市生活结合了。”

作为戏剧艺术的一种,戏曲可以反复欣赏,百听不厌,这是小说和电影所做不到的。所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戏曲可以承载更多的时代精神,与千万观众的脉搏相契合。在我的家乡山东,有几出传统吕剧剧目反复上演,比如:《小姑贤》、《李二嫂改嫁》等,它们都反映了旧式家庭中婆媳之间的矛盾,都以婆婆欺负儿媳开始,又以儿媳大获全胜为结局。对于我母亲这一代观众来说,这些剧目曾让她们进入角色,宣泄生活中敢怒不敢言的情绪。而如今这类剧目已很难引起观众的共鸣,因为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强势的婆婆,相反却多了许多强悍的儿媳。失去了现实意义的戏剧当然行之不远。

中国戏曲文化博大精深,但走进信息技术年代,在市场经济商业文化的发展状况下,中国戏曲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不过中国戏曲毕竟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伴随着研究观念的变化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中国戏曲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新方法所导致的研究范式的变革过程渐渐清晰。这首先突出表现在戏曲研究从案头文本走向剧场空间再到社区空间的活态文化这一重大变动。

在论坛上,文化部艺术司巡视员蔺永钧透露,文化部正在制订地方戏保护计划,但他同时也强调,保护不是“包养”,而是强调创新。

正是看到了这种时代的变迁,越剧的后来者们开始了求变之路。人称“茅司令”的著名越剧演员茅威涛说:“今天我们必须考虑,观众还会不会在模式化的爱情故事中感动,越剧除了非常雅致地表现爱情之外,还有没有更开阔的道路。”基于这种考虑,小百花越剧团创作了大量新剧,从《孔乙己》到《第一次亲密接触》再到《简爱》,越剧变得越来越不像传统的绍兴戏,这里面固然不排除有拿奖、烧钱的逐利冲动,但谁又能否认新一代戏曲工作者化危为机、求新图变的不懈追求呢?

越剧作为中国戏曲的一个分支,这些年发展也很不错,但市场总是无情的,因为每个时代有它的特点和需要,每个事物有它的时间和寿命。

众所周知,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创者王国维先生尽管也曾涉及戏曲表演、音律等,但他着重挖掘的却是戏曲的文学价值。所谓“虽曾阐述源流,偶亦联系舞台事物,但其主要论点,却倾向于剧本文学方面。”②自此,中国戏曲研究的案头文本逐渐成为了自己的“学科小传统”。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的过多干预,这一时期的戏曲研究受到诸多限制,意识形态过重,表现在戏曲研究领域,为多分析作品的思想性、人民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大量西方艺术理论涌入,不少研究者急于将西方各个领域的新理论直接简单搬来运用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这种以西方理论套中国材料的研究很快显示出弊端。随着在戏曲研究领域的不断尝试,研究者逐渐“从以往单纯的思想性批判,转入到文本本身的审美的研究;从价值的判别,转入到文化现象与历史事实的描述或阐释;努力拓展研究的视野,使文学及文学研究从政治的附属物中解脱出来”③。

据他介绍,这个计划的宗旨是通过优秀剧目来带动重点地方戏院(团)的发展,通过培育领军人才、优秀人才等“名角”来保护剧种发展,要确立一批重点地方戏院(团),让地方戏积极走向市场,走向城市生活、人民生活和百姓生活。

不过凡事皆有个度,越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过度创新”。传统优秀剧目没人排演,各种垃圾剧目却以创新的名义被制造出来。违背戏曲的规律乱创唱腔,配器极尽豪华臃肿之能事,舞美花里胡哨、过于写“实”,而丧失了传统戏曲的空灵之美。

不管国家如何保护,保护只不过是对于中国戏曲的一种寿命延长手段。

其实,早在20世纪,周贻白和欧阳予倩两位先生就已对纯粹的案头戏剧研究表示了不满。周贻白先生指出:“戏剧这一艺术部门,决不是单论文章,或者考订故事,就可以包举其全体的。专论文章,可以成为剧本文学史的研究,却不等于戏剧史的研究。同时,要谈剧本文学,最好是联系舞台表演来谈,才不致成为谈文而非谈剧。”④欧阳予倩也说:“以前研究戏曲史的几乎都只注重文字数据,很少注意演出,所以就不够全面。他们多半是关起门来翻书本,很少联系着各剧种的表演和音乐来进行研究;尤其难于结合演出,结合观众,获得比较准确的结论。”⑤1999年,康保成先生和黄仕忠先生、董上德先生在世纪之交对戏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也一再强调戏曲研究应该案头和场上并重,坚持剧本和演出形态的考察并重。⑥

蔺永钧表示,戏曲创新要重视主体、题材、元素、情感表达和编演等五方面的创新。“戏曲的主体在于人,艺术的终极目标是传达情感,但是这种传达要含蓄。”

当《陆游与唐琬》的华丽幕启之时,在绍兴的河上驶过一条绿皮船,这是已经成立十年的民间东寿越剧团,这个只有16人的剧团,每年演出200多场,大部分都是传统剧目。它们接下了小百花们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靠老板包场、唱堂会维持生计。他们是为戏曲续命的另一种力量,在桨声灯影中,守护着一个绵延了千年的梦。

所以传统戏曲我们要爱护,但竭尽全力来不让它消失甚至花费巨大就显得得不偿失了!

可见,文学本位的戏曲观念,使以往的古典戏曲研究不自觉地偏重于案头分析,多以纯文学的眼光观照戏曲,进而挖掘其文学价值。这种文学观笼罩下的戏曲研究法,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深度自身的拓展,其所存在的偏差日渐明显。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戏曲研究工作者都已逐步认识到此观念对戏曲研究带来的损害。更多学者则根据戏曲本身的特性,主动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对戏曲文化、戏曲学术史、近代戏曲、当代戏曲、少数民族戏曲以及地方剧种研究等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

他同时认为,戏曲发展过程中,要扬弃而非舍弃,要唯一不要第一,要推进不要跟进,要时尚不要世俗。“不能盲目争大制作,要做到唯一。你今天是第一,明天就是第二,但你今天是唯一,明天仍无人能比。”

基本上没有一个能比肩前辈的,包括老生老旦,张桂凤徐天红周宝奎,更不要说几个生旦流派创始人了。

戏曲本身是综合艺术的表现,其存在与剧场、观众、社会风俗、人文环境、民众心理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戏曲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戏曲的这一特性,充分借鉴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更新的戏曲观念拓展学术研究空间,自觉地对研究范式进行调适。当前学术界对戏曲研究方法的探索和总结,尤以康保成先生为代表。1999年-2008年,康先生连续在《文学遗产》《民族艺术》《湖北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回归案头——关于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构想》《宗教、民俗与戏剧形态研究》《中国戏剧史研究的新思路》《以开放的心态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后戏剧时代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其中,康保成先生主要的观点有:中国戏曲史是一张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充分认识不同戏剧品种的联系和差异,积极开展“活”的戏剧史研究,重视对剧本体制与演出形态的发展变化的研究;充分认识我国戏剧与民俗、宗教的密切关系;充分重视农村祭祀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濒临灭绝的戏剧品种的调查研究等。在研究方法上,康保成先生提倡运用三重证据法,即文献、文物、田野资料相互参证;倡导中国戏剧史勿画地为牢,学者本人亟需挣脱学科归属的羁绊,保持自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希望学者把中国戏剧史当成一门不分国界的学问;研究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必须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分别对戏曲的剧本体制、音乐唱腔、脚色源流、演出场所、服饰化装等进行深入研究。

“现在昆曲被评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有些人就强调昆曲一定要原汁原味。”昆剧表演艺术家汪世瑜说,其实这些提倡者自己也没有见过“原汁原味”,只是在书上看来的。“我的老师周传瑛教我的时候说过,他的老师教给他的和他教给我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戏曲总是要在不断探索和创新中前进。”

继续改良将无路可走,传统的地方戏要改的没有了本色,还有什么看头。这跟方言差不多,在当地能讲方言决不讲普通话,这就是本色。

新世纪研究方法带来的革新,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概括的:考古挖掘、田野调查等方法的采用使戏曲文献搜集走出书斋的局限,大大拓展了戏曲文献的来源途径。研究方法的变更改变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格局,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象,使纯粹文学式的戏曲研究变成多元、立体的戏曲研究。⑦同时,研究方法的革新也给研究者带来了全方面的挑战。戏剧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坐在书斋和图书馆翻检历史文献,而是有时根据研究对象需要走向田野,走进生活,并了解和掌握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表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剧能在上海繁荣起来,是因为形成了以纱厂女工为主体的女性观众。越剧用女性眼光审视男性、演出男性,代表了女性的浪漫和理想,慰藉了观众的心灵。“今天我们必须考虑,观众还会不会在模式化的爱情故事中感动,越剧除了非常雅致地表现爱情之外,还有没有更开阔的道路。”

越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现在的人越来越少的接触戏剧,越剧现在正在被人们逐渐忽视,现在的人对于越剧的了解以及对越剧这种戏剧式微的现象

近十年来,国家正逐年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放力度。自然而然,传统戏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引起了各地专家的重视。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的深入,地方戏的研究也慢慢升温。珍稀剧种有自身的艺术魅力和历史价值,对它们的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紧密相连。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稀有剧种和民间小戏的价值和意义,从理论上探讨它的文化价值。宋俊华先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戏曲研究的新路向》一文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产生,为戏曲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看戏曲,戏曲在传承、活态、价值和生态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对这些方面展开研究,是戏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⑧

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仲呈祥表示,任何一门艺术都有自身发生、发展、高峰,再到以自己的主体、审美体系为延伸,与其他艺术交融整合,创新流变的过程。“为什么有的艺术会死亡,一是它没有与时俱进,二是没有顺势延伸自己还有优势的审美优势、风格和能力,而是逆势解构颠覆了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最好的创新是继承基础上创新。”

韦德国际,越剧是中国戏曲艺术中极具特色的地方戏曲剧种,它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因此,越剧不仅具有戏曲的古典意韵,同时也深具鲜明的时代特性。如今的越剧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剧种,不仅具备了成熟剧种应有的艺术品格,而且有了较为丰厚的历史积累。本文结合越剧的发展现状,分析越剧艺术的独有特征及其在未来的生态发展方向。

戏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并非有意捕捉时代新风,盲目地追求新鲜。翻开各种版本的中国戏剧史著作,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著作对清代以后花部戏曲的着墨少之又少。中国传统戏剧并非到了清代以后就停止发展,甚至消失了。目前,历经宋、元、明、清发展而来的传统戏曲还在各地存活着。它们不以学者的忽视而消失。它们可以为研究者展示历史文献无法看到的,如声腔、表演、传承等方面的“活”的形态。不仅如此,有些古老的剧种还保留着某些原始的面貌。这些不仅对于当前国家提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有积极的意义,对古代戏曲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字:越剧;发展现状;生态发展;趋势

在新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剧种研究逐渐受到关注和重视。全国先后举办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地方戏发展战略研讨会”,重点讨论了地方戏的生存现状、传承创新和发展走向等问题。有些地方戏或地方声腔还专门召开了研讨会,如弋阳腔、四平腔、越剧、歌仔戏等,呈现了地方戏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相结合的良好态势。但是,剧种研究中,总体上还是有偏爱大剧种的倾向,譬如京剧、昆曲等。近年来,昆曲的理论研究非常活跃,成果卓著,陆续出版了《二十世纪前期昆曲研究》《昆曲与明清社会》《昆曲创作与理论》《昆曲的传播流布》《昆曲表演艺术论》《昆曲与人文苏州》《昆曲与文人文化》《昆曲与明清乐伎》《昆曲与民俗文化》《中国的昆曲艺术》等。就各地召开的剧种研讨会而言,也是京剧、昆曲等大剧种居多。如2007年的“川昆抢救继承展演暨中国地方戏与昆曲艺术论坛”“京剧与中国文化传统——第二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的“京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暨京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走进传统、走进现代、走进你我——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川剧——沈铁梅表演艺术研讨会系列活动”,2004年的“全国弋阳腔学术研讨会”,2002年的“用创新思维奏响京剧艺术的时代乐章——全国京剧音乐创作研讨会”等,类似的诸多研讨会基本上都是京、昆为主角。

  浙江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发源地,也曾是历史上中国戏曲最高水平的代表。当代比较公认的全国大剧排行是京剧、越剧、黄梅戏和豫剧。越剧作为四大剧种唯一的非官话区方言戏剧,而且至今仍然是大上海的“母剧”,必然有其特殊的地域背景和人文底蕴。纵观历史,江浙从唐以来就一直是江南的文化中心,到了清代和民国也没有很大的改变。金陵和钱唐都是中国的古都,建都时间同在百年以上。南宋以降,浙江的经济文化更是领先于全国。中国的戏曲发源地就在浙江,宋元明三代五百余年,浙江一直是全国的戏曲中心,所以,人称半部中国戏曲史在浙江。但是,浙江作为中国戏曲的发详地以及深厚的人文底蕴却并没有被广为传知,并被很好地借力于当代越剧的振兴和繁荣。

小剧种目前只是在某一小地区流行,其影响当然不大。但小剧种之所以能够存活,与当地的文化密切相关。小剧种能够在某些方面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它们的存在,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况且,目前很多小剧种恰恰是由历史上的大剧种逐渐萎缩而成为小剧种的。这一类的小剧种往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沈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往往保留着在历史文献中无法找寻的一些原始艺术因素或形态,成为戏曲研究的“活化石”。如福建的蒲仙戏,其剧目和唱腔表演,被认为还保留着宋元南戏的一些形态。广东的西秦戏,保留着戏曲史上影响重大、但目前输出地已经难以找寻踪迹的“西秦腔”的古老声腔剧目形态。研究这些珍稀小剧种,可以进一步厘清明清时期花部、雅部各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各声腔在南北方的交融、汇合、传播与影响,对考察各地地方剧种的源流发展,上溯研究古代戏剧的形态都有重要的意义。

  1 越剧的发展脉络

当然,囿于研究资料、学识和精力所限,当下戏曲研究的新变或许还有一些。譬如,我们也可以从一系列的学术研讨会、地方文化发展论坛(乃至地方政府的经济会议报告)等,或多或少寻找到一些中国戏剧研究的蛛丝马迹。

  越剧从嵊县走向上海,在艺术风格上与绍剧分道扬标,变得忧郁凄凉,儿女情长,细腻纯情,多愁善感的风格,以及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主要题材,还得益于杭州嘉湖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吴侬软语的人文自然环境。“听北曲使人神气文化合作鹰扬,毛发洒浙,足以激发人内心的勇敢之气势……,南曲则纤徐绵吵,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另外,越剧的柔软细腻也来自大上海特殊的演出环境和观众群体。越剧的主要发展阶段都在剧场化的演出环境下,即使是茶馆也要比广场戏台高雅文静好多。民间乡野的广场戏曲需要以强烈的鼓点锣声以及高亢的唱腔、尖亮的竹笛和唢呐吸引观众,这也是高腔的来源。我国古典戏曲花雅之争,实际上也是广场和厅堂之争,戏曲从广场到厅堂和剧场,环境的变化和观众层次的变化带来的是戏曲文学性与表演性的变化。上海对于越剧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但浙江的文化和经济在上海的地位对越剧在上海的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浙江文化底蕴的曲折反映。为什么越剧在上海走红,而不是锡剧,苏州评弹,也不是本地的沪剧,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1999年,中山大学中文系与《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戏曲与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众多的会议论文中,尽管主要论作仍然集中在对中国戏曲史的专题考论、戏曲文献的考索与作家心态的解读上,但也有一些文字绽放出了些许“旁逸斜出”的“墙角梅”,甚至仅仅是“暗香浮动”;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民族艺术研究所主办了“戏曲现状与戏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为契机,对戏曲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同年,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也主办、召开了三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两个会议的议题中心便是“多维视野下的民间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发展战略”;2005年,“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上海两地召开。会议上出现了一组反思当代传统戏剧、为当代戏剧发展把脉和诊断的论文,说明专家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当代的传统戏剧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延续,不能人为地割裂历史,把当代的传统戏剧舍弃。

  2 语言背景下的越剧生态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6月初,适逢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珍稀剧种展演在北京连演4场,来自广东、河北、四川、福建、山西、贵州、青海等省的27个剧种的27出经典折子戏亮相京城。6月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统戏剧研究保护和继承发展的专题研讨会。这是继著名的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之后戏曲界的又一盛事,意义非凡。

  越剧之所以取超越沪剧成为上海的母剧,和越剧在语言革新上较大力度有关。沪剧起源于吴淞江和黄浦江带农村的山歌小调和埋曲,后为学习安徽的花鼓戏和昆曲,发展为现在的沪剧。沪剧的前期是乡村小剧,用的是郊区的方一言,其两大流派东乡派属浦西音,西乡派属浦东音。三四十年代沪剧改革后,才逐步采用上海市区话。但由于本地方言的强势性,所以,沪剧语言始终坚守沪方一言,没有大的改变,如人称代词,越剧变了,沪剧仍然没变。这就给沪剧笼罩上了浓重的方言俗气。中国戏剧史上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大剧种都是背井离乡,背叛乡音,最后脱胎换骨在异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十来年的戏曲学科学术会议中,大概以2008年左右为界,可以看出两个端倪,一是戏剧戏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态势,例如中山大学戏曲研究团队多次主办的非遗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以及从2011年至2015历年编撰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可以作为代表;二是原来主要以京昆为主的剧种研究,逐渐演变为地方戏剧种的普遍研究。表现为关于地方戏的学术会议和研究成果渐渐多了起来,有些杂志甚至专门开辟了“地方戏”“当代戏曲”的专栏。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还启动对活跃在当今戏曲舞台上卓有成就、富有影响的中青年演员进行个案的专场研讨,例如相继研讨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粤剧表演艺术家倪惠英、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红丽等。在学术界与整个国际文化风潮的影响下,2013年7月,文化部出台了《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与扶持计划实施方案》,侧重地方戏曲剧种的生态化保护。从这些信息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学术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问题的研究,带动了地方戏的戏剧本体研究、地方戏的生存演出多渠道拓展问题以及地方戏剧种特色的保持与新时代下的创新、地方戏的人才断层问题等诸多问题的研究,研究越来越走向精深的方向。

  在共同语的大生态下,戏剧语言向共同语发展是必然的。但生态的主体种群众和生态多样性其实并不矛盾。无论是方言戏剧、方言影视,还是方言文学,都只能是细枝末叶,而不是主干,但主干的存在不一定影响灌木和草丛的繁荣。文学艺术的主干肯定是建立在共同语的基础上的。我们检讨沪剧在语言改革上的力度不足,只是针对沪剧走向全国的大目标,而不是否定沪剧的艺术品质和本土观众的全性化审美需求。从戏剧生态学的观点出发,方言小剧种越多,大剧种便更容易发展。所以,方言戏剧的语言改革也必须分时间,分层次,分阶梯进行,不一定一步到位。

由上看来,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都已经意识到,学者不能只进行象牙塔式的研究,应该把研究和保护结合起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方兴未艾的学术背景下,对民间戏曲的重新审视,不仅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还具有方法论诸方面的意义。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其自身的辩证逻辑。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一切都在摸索行进中,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投入到这个行列。

  3 越剧的未来生态发展方向分析

注释

  由于传统戏曲生态的衰落,中国戏曲的边缘化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临界点。世界范围内舞台戏剧的衰落中国是一个特例,而在中国,传统戏曲的边缘化越剧却不是例外。面对传统戏曲的衰落,各戏曲剧种之间有太多的共性困境,这种共性困境越多,就说明其中社会性的因素越多,艺术性的因素越少。戏剧的艺术审美在西方并不存在危机,在中国却要用大量的篇幅来进行确认和分析。表现在戏剧生存发展上的方言和共同语问题,也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论题,这个问题对中国地主方戏曲的发展已经生产了深刻的影响。戏剧业的文化体制改革我们当然期待国营剧团,但国营剧团的改制进行了多年,我们仍然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突破。国有体制己经被证明许多问题难以解决。所以,我们把更大的期待投向数量更多,体制更活的民营剧团。民营经济是浙江社会发展的特色,发展和振兴越剧,我们同样不能回避民营剧团。怎样看待越剧民间戏班,怎样对待越剧民间戏班,是一个关系到越剧生存发展的核心问题。所以,文化产业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中要十分重视民营剧团的生态环境,重视国营剧团的民营化问题。国有剧团的民营控股不是政策层面上有障碍,而是各级政府和宣传部门的“阵地意识”和“政绩意识”太强。越剧要生存发展,还得重走长征路,从头开始。越剧需要重温小歌班勇闯大上海的传统,从农村走向更大的城市。越剧要第三次闯荡上海滩。政府要像支持动漫产业一样支持民营剧团向中心城市发展。特别是浙江省政府更是要大幅度增加对越剧的支持力度,加大政府投入,真正把越剧的振兴作为浙江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项目,不能雷声大雨点小。政府资助要像动漫产业扶持政策一样,有可操作性和开放性,不能暗箱操作,要面向全社会。甚至对外地的越剧团也要列入扶持计划

①傅谨《中国戏剧的世纪性转折》[J].《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0期,第74页。

中国越剧俨然已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这与越剧艺术的唯美唱腔及流派表演密不可分。

②④周贻白《编写〈中国戏曲史〉的管见》[A],《周贻白戏剧论文选》[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第3页。

在所有的剧种中,越剧艺术可谓流派纷呈,各具特色,每类流派都固化成可以传承的经典著作。

③⑥康保成、黄仕忠、董上德《戏曲研究:徜徉于文学与艺术之间——关于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百年回顾与前景展望的谈话》[J].《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第11页,第11页。

越剧艺术未来的走向肯定是在继承中微创新,大幅改革不利于越剧的传承。

⑤欧阳予倩《中国戏曲研究资料初辑·序言》[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电音越剧或可以成为越剧在各种社交媒体中传播的方式。

⑦苗怀明《从文学的、平面的到文化的、立体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研究方法变革之探讨》[J].《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第27页。

越剧的舞美灯光可谓是其他剧种所不能媲美的,当然普通话越剧加上吴侬软语也是越剧的一个创新方向。

⑧宋俊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戏曲研究的新路向》[J].《文艺研究》,2007年第2期,第96页。

我觉得目前的经典流派必须要传承,男女合演越剧必须上升到越剧生命线的角度去创新和创造。

作者简介

真诚希望越剧艺术源远流长,流派纷呈。

姓名:刘红娟 工作单位:华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戏曲要发展首先得普及,普及有多种渠道,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演出场所即剧场。记得七八十年代的贵阳有京、川、评、越、黔、花灯、豫等剧团和相应的演出剧场,观众很多,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剧团很少,很难见到演出。原来有规模的剧场大都被拆和改作他用。像这样下去不要说发展,可能要绝迹。真替戏曲的前景担忧!

越剧姓越,自开创来就是女子越剧换了男的演出,总有娘娘腔,特别尹派我认为即是继承为好流派还是十姐妹为主派别,观众就是要听老声老调,改了就不叫越剧了可喜的是大批青年演员,青年观众越发越多。更有各派传承人也都有青年演员接班,希望保留流派发扬光大,必定观众主要是听戏,看戏和剧情的观众不多,还是应该传承少多改革吧

我觉得越剧要发展,必须要增强阳刚之气,因为没有男演员,越剧就只能局限在才子佳人为主的爱情戏,要演些气势大一点的戏是不可能的,例如:早些年有一出戏叫《阿Q正传》,虽然表演艺术家茅威涛作了很大的努力,演得也不错,但还是不尽人意,要是换男演员演的话,那效果就好多了。

回大圣,第一要在中青年包括儿童中培养争取观众,包括成立俱乐部和票房。第二要由国家出资保留一定的专业剧团(不养冗员)。保留一定剧场。实行低票价,保证演出场次,保留传统剧目。至于目前创立新流派,是不可能的,没特点没积累。